在距离延长县城大约25华里东南方向的黄土塬上，有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庄——北阳村，古名叫补月，现已无法考证其用意。因旧社会农民生活非常困苦，全村羊只存栏数上不到百只，所以叫百羊，直到1958年实行农业合作化时，才取其谐音改名叫北阳至今。
儿时记忆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补月村也就20来户百余口人，都在坡下的土窑洞里住，坪里只有三五户人家住在石窑里。说是石窑，其实是过去人用小石块和土箍起来的，不像现代人箍石窑用的大石料。据村里上了年纪的老人讲，我家本不是村里的老户，是爷爷辈从柏树山移民来的，猜想由于势单力薄称兄道弟故随村里辈分，以免受他人欺凌。父亲在世时我曾问过他也不知晓，我搞不明白：既然我家不是老户，那么我家老坟还在，至少有五辈人埋在那是咋回事？既然不是老户，我家在坪里咋还会有石窑？说不定祖辈们当年曾经辉煌过一时也未可知。哎，人一辈子有时都稀里糊涂活着，谁知道上几辈子人是怎样的，真正搞清楚家谱的人家怕不多吧，我们应该不忘初心，但最主要的还是要活好当下！你说我说的对不？“难得糊涂”吗，哈哈哈哈------
记得刚懂事那年，我家有三孔老式石窑，两孔已经塌陷，只有一孔也岌岌可危，勉强能住人。窑里炕上墙壁上有个小洞还安有小门，父母为了逗我玩，故意把我放进小洞里，关上小门，里面黑咕隆咚很吓人，过会儿他们才把我放出来，觉得很有趣。听父母说那时农村正搞食堂化，村里孩子又少，我长得虎头虎脑，吃过饭后人们争抢着把我抱来抱去，我很快乐。还记得村子中央有一棵大椿树，足足有几十丈高，直立挺拔，两三人抱不住。在树顶上有大雁、喜鹊等鸟窝，在树杈上架有秋千，大人小孩在上面荡来荡去。长大一些姊妹好几个，我在村小上学，冬天特别冷，就盼望有一双羊毛袜，一双暖鞋，一双运动鞋。有一年夏天我在打麦场玩，村里的年青人李茂用弹弓打下一只麻雀给我玩，我装到兜里不小心让飞走了，可我好面子当他问我鸟哪去了时，我不敢说飞了假装说还在兜里------等等有趣的往事在我头脑中留下难忘的记忆。
“跛子”李振德 打我记事起，就知道有个人拄着拐杖在村里走来走去，人称“跛子”，其实他的真名叫李振德，听老人们讲他还有着一段传奇的经历呢------ 那是1947年冬天，延长大地下了一场罕见的大雪，足有两三尺深，鸟兽无处觅食。这天早晨，住在南卓村里的游击队员李振德一觉醒来，右眼老是跳，心里惴惴不安，他担心昨晚从他家离开的两名游击队同志是否安全转移。眼下大雪封山，最要紧的是必须在家潜伏几天，等待上级的指示。那时的革命活动都是极为秘密隐蔽的，谁成想不知谁走漏了风声，这天晚上半夜国民党一队人马包围了村子，径直冲到李振德家一阵敲门，情急之下，李振德把枪藏在了炕洞里，装作走亲戚的一问三不知，国民党兵恼羞成怒，不由分说，连鞋和袜子也不让穿上，把他赤脚拉到院子里五花大绑起来。数九腊月寒风刺骨，没有人性的国民党兵见审问不出什么，连夜押着李振德走入冰天雪地。每走一步，李振德都非常艰难，特别是赤脚走在雪地里真是钻心的疼，但此刻他已经顾不了这些。在路上，李振德考虑：不想办法逃跑，自己今晚必死无疑，所以他心里暗暗下了决心，慢慢地将松动的绳索挣开，当走过一个山崖边时，趁敌人不备，借着雪光，猛的一下纵身跳入数丈高的山崖。国民党兵“叭叭------”地连开数枪，子弹呼啸着从他身边飞过，但李振德什么也不顾，在沟底连滚带爬地躲过了敌人的追击，才捡回了一条命。 李振德踩着齐腰深的积雪，向着沟外摸黑爬行了好几里路，见有一个村子，他心中一喜，踉跄地顿了一下脚，才发现自己光着脚。在这之前，由于心情紧张，他全然不知自己的脚早已冻麻木了。这时候松弛下来了，才感觉这双脚是多么的疼痛啊------他急忙就近敲了一户人家的门，老乡听他说是游击队员，赶忙把他迎进家里。这时，本应该慢慢地活动让脚自然解冻，慌乱中，主人救人心切，用火让他烤脚取暖，太猛了，才过几天时间，李振德的双脚就开始发炎化脓，当时医疗条件差也没有医院，后来用尽各种办法都无济于事，可怜双脚十个脚趾头齐刷刷断掉，这是多么令人悲惨的一幕啊------从此以后，李振德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跛子”，走路也要拄拐，这一拄就拄了50年，整整半个世纪！就是这样一位革命战争年代的英雄战士，由于当年组织上没有为他开具证明材料，至老也没有享受政府津贴，让我们为这位无名英雄致敬！他膝下一男三女，1996年去世，享年80岁。
李文斗 这几年，政府为了解决农村土地的干旱缺水问题，在果园的田间地头修建了许许多多的“井”，有钩机，用水泥，既省时又耐用。那么有谁知道，在60年前的北阳村，也曾轰轰烈烈地修过“井”，并且这修井的带头人就是李文斗——一位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 1959年（本人出生的那一年）正是全国大搞农业集体化的年代，北阳村党支部书记李文斗，带领社员群众响应党的号召，走集体合作化道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项目就是“锤旱井”。因为塬上天旱少雨，没有水源，用水必须到几公里远的沟里人担驴驮，所以锤旱井就是解决塬上人畜用水的一个行之有效的好办法：先建好土井，然后在锤好的井壁上钻出许多小洞，用捏好的长形胶泥插入，干透了以后会更加结实耐用。李文斗当年二十来岁，长得身材魁梧，气宇不凡，血气方刚，年富力强，作为党支书的他雷厉风行，一马当先，时时处处走在群众前面。 这年的农历四月初七一早，北阳村沉浸在一片喜庆气氛当中，家家户户老老小小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一是新锤的几口旱井头几天已经点火正在熏干，临近雨季了，自然干太慢，社员们都想着让井能快点干投入使用;二是这天生产队杀了一头猪，每家每户都可以分到一点肉来改善生活，大家都感到高兴。吃过午饭，支书李文斗安排部分社员往地里送粪，饲养员李文明、袁拍成说牛没草了，便派几个人去铡草，剩下的劳力李文斗说都到场里看井去。 来到场里的井边，往下一看里边全被烟雾笼罩着，看不清井底的情况，估计火已经熄灭了。这时有人提议下到井里看干了没有，得到众人的同意。社员李步升自告奋勇第一个先下，可惜没有拴绳，等下到井中间架子上时浓烟直往上窜，井底大井口小烟出不来，呛得李步升喘不过气来，他想喊又喊不出，眼前一阵发黑，一个倒栽葱从架子上跌了下去------井口的人们知道了险情，个个急得不知所措。李文斗见此情景，猛扑过来要下井救人，社员们纷纷拉住他，社员李步有抢先一步，拴上绳让放他下去，可人还没到井的一半就憋不住了，被拉了上来。紧接着，在场的社员们一个接一个，至少有十来个人轮流下到井里救人，但由于烟雾太大有沼气人未救出，个个被熏得不省人事，拉出的人摆满了整个打麦场，社员家属及其孩子哭天恸地，场面非常悲壮------在这十分危急的关键时刻，党支部书记李文斗大喊一声：“让开，我来！”这时谁也拦不住他，只见他拿了条湿毛巾捂住口鼻，让社员把他放到井底，摸索着，摸索着------终于找到了李步升，把自己的绳索套在了李步升身上，李步升得救了，而我们的好支书李文斗同志却因体力不支，烟雾中毒时间太长，被拉出来时已经永远停止了呼吸。 这次北阳救险上演了一场人间大爱，李文斗同志以自己的生命诠释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博大胸怀和高尚情操。北阳的青山绿水可以作证，他不愧是我们北阳人民的好支书好儿子，我们全村百姓世世代代怀念他。连同李文斗因公殉职的还有一位无名英雄，他就是在村里长年打工的河南籍人郭振秀，人称老郭，让我们永远记住他的名字。后来，根据李文斗同志的英勇事迹，延长县人民政府追授李文斗同志为“劳动模范”光荣称号，纪念石碑至今还供奉在他的墓前，昭示着他的英雄事迹永垂不朽。
北京知青 1969年，我国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声势浩大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大约有两万七千多名北京知青来到了我们陕北延安插队落户。我清楚地记得，那年冬季的一天，我们北阳村的男壮劳力几十人都到乡上，迎接16名来自北京的男女知青，用肩扛、用驴驮把他们的行李搬运回来。他们大多初中刚毕业，最大的不过十八、九岁，最小的十四、五岁。他们离开繁华的大都市，远离父母和亲人，来到贫穷落后的农村，投身繁重的体力劳动，而且还吃不好吃不饱，他们忍受着身体的苦痛和城乡的巨大反差压力，坚强地生活下来了。他们的到来，给我们这穷乡僻壤注入了新鲜血液，改变了我们的传统思想观念、穿着服饰和旧的生活方式，使圣地延安和首都北京的距离贴得更近了。 我那时十来岁，比这批知青小七八岁，虽然玩不到一块儿，但我以我们少年儿童特有的目光去关注他们，他们的一言一行，步履神态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每当谈起当年那些曾经来插队的北京知青时，村民们都津津乐道，如数家珍，我能记起的有陈国恩、朱晓明、彭世弘、杨芳、吴英芳、徐庆国、满奇杰------等等，杨芳送给我家许多毛主席像章，代买火车头帽子和毛领大衣。有一年冬天，女知青张冬下沟驮水，不小心把人掉进冰水里，幸亏有人及时赶到将她救起。1972年王良沟知青赤脚医生张大力给村民看病时不幸跌入悬崖牺牲，那个知青点的其他知青都转到了我们北阳村，其中就有张大力的妹妹我的恩师张莉，她是我小学时的启蒙老师，教我们至少三年多，对我的一生影响很大。去年我通过李佰亮联系到张老师，我要永远感谢她。 1976年，赤脚医生马向东回到北京动员了第二批十几位北京知青到北阳村插队，还有县城的十几位知青，这些人的年龄和我相仿，有话能谈得来，加之我刚刚高中毕业回乡参加劳动，后来又当民办教师。知青刘慧华就是和我一同在村办学校的同事，她回京后还曾回过一封信。知青于翠玲回京探亲时给我买过几本书，送我一本《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另外还有一位姓老名高放的彪形大汉，干活特别吃苦，挣最高工分，和乡亲们关系要好。据说有一年春节前他穿一件破旧棉袄，头围白羊肚手巾，腰扎草绳，转道绥德山西独自步行一个月到北京留下一段佳话。老高放和我1978年同在一个考场参加高考，我名落孙山，他考入西安外国语学院，毕业后又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攻读硕士，他本可以在象牙塔中，平静地从事翻译和研究工作，可他志存高远，在加拿大读书创业，安置了一个家。他是一位诗人，他的诗作《一生的朋友：写给北阳村的老朋友们》、《出征》、《归零》等表达了对朋友、亲人、祖国的思念和热爱。他人虽然在国外，但心永远在祖国。去年夏天，老高放回国参加完新书《悠悠红丝线》发布会，再次回延安，到北阳村看望乡亲们，我父亲当时还和高放照了像，他在西安和同学老师见面回到加拿大后，一直十分兴奋。谁知就是这样一位和蔼可亲的朋友，11月份感冒拍胸片有积液，12月份到医院检查遇圣诞节没能及早治疗，2018年1月11日晚高放先生永远离开了我们，离开了爱他的亲人和好友，在此请允许我代表北阳村百姓对这位知青朋友表达最深切的悼念之情。（我父于今年4月6日去世，祝他老人家一路走好） 现在北京知青们大多回到了北京，实现了落叶归根，但他们承受得太多太多。有人经过挣扎奋斗，辗转反侧几十年才回到故土；有人回京后经历了上岗下岗，为生计而忙忙碌碌；还有人经历了感情的伤痛不堪回首；更有人回京后不适应那里的生活而重新回到了延安。而今，留在陕北的北京插队知青只剩下三百多人，他们是黄土高原的最后守望者，我祝愿所有曾在北阳村插过队的知青们家庭和睦，晚年幸福！
如今的北阳村，已不再是当年羊不上百只的补月村了。当你驾车驶过延长县城一路向东五公里，上罗家川坡五公里到学赶，再朝南一望，展现在你面前的就是我可爱的家乡北阳村了，现在正是秋天苹果成熟的季节，那红彤彤的苹果摇曳多姿，正向你招手呢，北阳欢迎你，你赶快来哟------
